涂爾幹四種自殺類型

涂爾幹四種自殺類型（轉引自《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 -

自我本位型（egoistic）：自殺是源自個人孤立於社會之外。它是發生在較少社會聯繫的人身上，如單身居住於公寓會比與家人一同居住的自殺率來的高、或負擔精神壓力的孤獨者的自殺率較高。

失序型（anomic）：自殺原因在於個人無法與社會規則協調。事實上是社會的道德無法維持它對個人的支持。TA：譬如經濟大恐慌（蕭條）、經濟不景氣、失業人口上升。

利他型與宿命型自殺，則是人與社會的聯繫過強。
利他型（altruistic）：如軍官的自殺是為了軍隊團旅的榮耀，或當一家族領導死亡後，家族和扈從為跟隨他而自裁。TA：譬如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神風特攻隊。

宿命型（fatalistic）：當群體中的個人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他們感覺到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生命，例如奴隸的自殺。

四種自殺觀點，參見涂爾幹《自殺論》一書。

Colletive effervescene 集體心緒沸騰

群體活動會創造集體心緒沸騰，一種共同分享亢奮的非常狀態，即異常情況下的高昂情緒。這些情感共享的表現使參與者的關係更加緊密。（譯者按：涂爾幹認為我們已很難再認定沈浸於宗教中的人是愚蠢的、或假裝的，集體的心緒沸騰是一股真實的情感，它不是超自然力量或外於人而存在；而是普遍於我們之中的情緒，在儀式中展現，不只在宗教儀式，還包括像在抗議、集會或運動項目中，都可能感受到如此思緒。這不是神靈現身的表示，而是人類展現自身動力的行為）。（轉引自《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

TA：傳統的宗教儀式，一種社會劇場帶動起群體的心緒沸騰。

the other 他者

這個辭彙適用來傳達這樣的訊息，及任何既有的存在形式皆需要有與之相對應的他者存在，藉由區別才得知有不同的存在。例如，只有當有比較差勁的人存在時，我們才可能顯得比較優越，只有當瘋狂的人存在時，我們可能顯得理智。（轉引自《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

TA：正常、理性/不正常（瘋癲）、不道德（遊手好閒、流浪漢）、不理性

power / knowledge - 權力/知識

在現代世界中，權力與知識的發展是如此地緊密交錯，以致於他們無法分道揚鑣各自討論；為了呈現它們彼此相互連結的關係，需要發展一種特殊的表達模式，即權力/知識，代表他們是一體兩面，也就是傅柯所謂「知識即權力」之概念。（轉引自《社會學理論的觀點》，頁333，台北：韋伯文化。）

TA：在此的權力並非是實質的權力，並非是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權力關係，而是一種滲透到身體的權力，而這權力來自於知識、來自於各種論述與被人視為是真理的知識。譬如身材，什麼樣的身材才是標準，而這標準是一套知識論述，當人們相信這套標準並透過各種手段來達到這標準時，這時候這套知識論述的權力就對這個行動者本身產生了權力效果。而這也是知識/權力的一種實例。

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合理化

（1）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運用理性（rationality）概念改變一切制度和大部分生活領域的普遍趨勢。例如韋伯（Weber）認為這種理性化過程是促使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法律制度改革的主要過程，特別是在科層制（bureaucracy）、系統化的會計制度與法律度的擴展方面。此外，此過程是不可阻擋的，關於其作用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含義這一問題，韋伯作了重要的保留，有時它說這個過程造成了一個「鐵籠子」，越來越束縛個體性。他認為「工具理性」的狹隘計算往往會與「實質理性」產生衝突—後者是根據更廣泛的人類目標加以評價而得出的。然而與此同時，在一個因理性而「除魅」（disenchanted）的世界中，他不相信關於人類利益或人類需要的全盤構想有一個嚴格的科學基礎存在。人類具有行動自由，因而最終必須做租自己的選擇（參見 value freedom and value neutrality 價值不涉入和價值中立）。

其他理論嘉對於理性化過程的結果採取更樂觀的看法。例如哈伯瑪斯（Habermas）就說有真正民主批判論述存在的地方人類利益是可以認定的（參見 critical culture discourse 批判的文化論述）。然而一般來說，社會學家在這些問題上一直抱怨著比較不可知論的態度（參見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

（2）事後為一種行為找理由的做法，包括設法把行為說得比較有利，說它有言之成理的理論根據，但在所處的環境中這種事後找理由的理性重構並不可靠。

巴烈圖（Pareto）認為續多社會言論，包括大部分社會學與政治學理論，都含有就這種一般性意義而言的合理化，缺乏真正的客觀基礎（見residues and derivations 殘基含衍理）。巴烈圖雖然強調區別理性與非理性的重要性，但他從不幻想理性可以成為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員則，相反的他通常被視為是十九世紀末的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典型對於進步持悲觀主義的代表人物。見 elite theory 菁英論；neo-Machiavellians 新馬基維利派。

轉引自《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

rational capticalism 理性資本主義

韋伯（Weber）所提出西方資本主義的理想型（ideal type），其中涉及盈虧系統化的理性計算（如會計），與較不理性的非西方前工業化資本主義形式相對應。

轉引自《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選擇論

社會學和社會科學中相對上形式的理論方法，例如運用博奕論（theory of games）、策略性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和經濟（economy）等觀念。理性選擇論主張社會生活原則上可以解釋為社會行為者個人的「理性選擇」所造成的結果。
「當人們面臨幾條行動途徑時，他們往往會選擇自己認為可能得到最佳總體結果的一條。這一表面上簡單的說法含括了理性選擇論的內容」（Elster,1989）。這種推理方法的特點是運用技術上嚴謹的社會行為模式，從數量較少的早期理論假定出發，對理性行為推導出有利的結論。
理性選擇論在近二十年極為盛行，這是因為某些學派對宏觀結構模式感到不滿，同時也由於在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許多領域個人理性選擇的說法日漸重要。雖然理性選擇論的形式結構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在說明社會現實某些領域具有確切的價值，但應注意它有兩種重大的限制（Hollis,1987）：
（a）對於克服許多技術困難不太有效（如探討社會行為者對他人行為的期望等），因而限制了它形式上的嚴謹，影響其模型的直接適用性。
（b）採取實證論與實用主義的認識論，從而忽略了它分析的是規範指導、遵循規則和改變規則的社會行為。參見 exchange theory 交換理論。

轉引自《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