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爾幹四種自殺類型

涂爾幹四種自殺類型（轉引自《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 -

自我本位型（egoistic）：自殺是源自個人孤立於社會之外。它是發生在較少社會聯繫的人身上，如單身居住於公寓會比與家人一同居住的自殺率來的高、或負擔精神壓力的孤獨者的自殺率較高。

失序型（anomic）：自殺原因在於個人無法與社會規則協調。事實上是社會的道德無法維持它對個人的支持。TA：譬如經濟大恐慌（蕭條）、經濟不景氣、失業人口上升。

利他型與宿命型自殺，則是人與社會的聯繫過強。
利他型（altruistic）：如軍官的自殺是為了軍隊團旅的榮耀，或當一家族領導死亡後，家族和扈從為跟隨他而自裁。TA：譬如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神風特攻隊。

宿命型（fatalistic）：當群體中的個人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他們感覺到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生命，例如奴隸的自殺。

四種自殺觀點，參見涂爾幹《自殺論》一書。

Colletive effervescene 集體心緒沸騰

群體活動會創造集體心緒沸騰，一種共同分享亢奮的非常狀態，即異常情況下的高昂情緒。這些情感共享的表現使參與者的關係更加緊密。（譯者按：涂爾幹認為我們已很難再認定沈浸於宗教中的人是愚蠢的、或假裝的，集體的心緒沸騰是一股真實的情感，它不是超自然力量或外於人而存在；而是普遍於我們之中的情緒，在儀式中展現，不只在宗教儀式，還包括像在抗議、集會或運動項目中，都可能感受到如此思緒。這不是神靈現身的表示，而是人類展現自身動力的行為）。（轉引自《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

TA：傳統的宗教儀式，一種社會劇場帶動起群體的心緒沸騰。

the other 他者

這個辭彙適用來傳達這樣的訊息，及任何既有的存在形式皆需要有與之相對應的他者存在，藉由區別才得知有不同的存在。例如，只有當有比較差勁的人存在時，我們才可能顯得比較優越，只有當瘋狂的人存在時，我們可能顯得理智。（轉引自《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

TA：正常、理性/不正常（瘋癲）、不道德（遊手好閒、流浪漢）、不理性

power / knowledge - 權力/知識

在現代世界中，權力與知識的發展是如此地緊密交錯，以致於他們無法分道揚鑣各自討論；為了呈現它們彼此相互連結的關係，需要發展一種特殊的表達模式，即權力/知識，代表他們是一體兩面，也就是傅柯所謂「知識即權力」之概念。（轉引自《社會學理論的觀點》，頁333，台北：韋伯文化。）

TA：在此的權力並非是實質的權力，並非是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權力關係，而是一種滲透到身體的權力，而這權力來自於知識、來自於各種論述與被人視為是真理的知識。譬如身材，什麼樣的身材才是標準，而這標準是一套知識論述，當人們相信這套標準並透過各種手段來達到這標準時，這時候這套知識論述的權力就對這個行動者本身產生了權力效果。而這也是知識/權力的一種實例。

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合理化

（1）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運用理性（rationality）概念改變一切制度和大部分生活領域的普遍趨勢。例如韋伯（Weber）認為這種理性化過程是促使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法律制度改革的主要過程，特別是在科層制（bureaucracy）、系統化的會計制度與法律度的擴展方面。此外，此過程是不可阻擋的，關於其作用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含義這一問題，韋伯作了重要的保留，有時它說這個過程造成了一個「鐵籠子」，越來越束縛個體性。他認為「工具理性」的狹隘計算往往會與「實質理性」產生衝突—後者是根據更廣泛的人類目標加以評價而得出的。然而與此同時，在一個因理性而「除魅」（disenchanted）的世界中，他不相信關於人類利益或人類需要的全盤構想有一個嚴格的科學基礎存在。人類具有行動自由，因而最終必須做租自己的選擇（參見 value freedom and value neutrality 價值不涉入和價值中立）。

其他理論嘉對於理性化過程的結果採取更樂觀的看法。例如哈伯瑪斯（Habermas）就說有真正民主批判論述存在的地方人類利益是可以認定的（參見 critical culture discourse 批判的文化論述）。然而一般來說，社會學家在這些問題上一直抱怨著比較不可知論的態度（參見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

（2）事後為一種行為找理由的做法，包括設法把行為說得比較有利，說它有言之成理的理論根據，但在所處的環境中這種事後找理由的理性重構並不可靠。

巴烈圖（Pareto）認為續多社會言論，包括大部分社會學與政治學理論，都含有就這種一般性意義而言的合理化，缺乏真正的客觀基礎（見residues and derivations 殘基含衍理）。巴烈圖雖然強調區別理性與非理性的重要性，但他從不幻想理性可以成為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員則，相反的他通常被視為是十九世紀末的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典型對於進步持悲觀主義的代表人物。見 elite theory 菁英論；neo-Machiavellians 新馬基維利派。

轉引自《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

rational capticalism 理性資本主義

韋伯（Weber）所提出西方資本主義的理想型（ideal type），其中涉及盈虧系統化的理性計算（如會計），與較不理性的非西方前工業化資本主義形式相對應。

轉引自《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選擇論

社會學和社會科學中相對上形式的理論方法，例如運用博奕論（theory of games）、策略性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和經濟（economy）等觀念。理性選擇論主張社會生活原則上可以解釋為社會行為者個人的「理性選擇」所造成的結果。
「當人們面臨幾條行動途徑時，他們往往會選擇自己認為可能得到最佳總體結果的一條。這一表面上簡單的說法含括了理性選擇論的內容」（Elster,1989）。這種推理方法的特點是運用技術上嚴謹的社會行為模式，從數量較少的早期理論假定出發，對理性行為推導出有利的結論。
理性選擇論在近二十年極為盛行，這是因為某些學派對宏觀結構模式感到不滿，同時也由於在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許多領域個人理性選擇的說法日漸重要。雖然理性選擇論的形式結構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在說明社會現實某些領域具有確切的價值，但應注意它有兩種重大的限制（Hollis,1987）：
（a）對於克服許多技術困難不太有效（如探討社會行為者對他人行為的期望等），因而限制了它形式上的嚴謹，影響其模型的直接適用性。
（b）採取實證論與實用主義的認識論，從而忽略了它分析的是規範指導、遵循規則和改變規則的社會行為。參見 exchange theory 交換理論。

轉引自《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

rationalism 理性主義；理性論

（1）對於知識（包括普遍原理和歸納或經驗知識）用以描述和解釋世界並解決問題的力量所具有的普遍信念。這種觀點是所謂的理性時期（見 Age of Enlightenment 啟蒙運動時期）的特點。（2）（哲學）指強調是的先驗（a priori）基礎和演繹理論的認識論立場（參閱 empircism 經驗論）。（3）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某些哲學家所提倡的理論，其中包括笛卡兒（Descartes）、史賓諾莎（Spinoza, 1632-1677）和布萊尼茲（Leibniz, 1646-1716）。這種理論認為運用演繹法便可以單純通過「理性」（Reason）取得統一的知識。（4）康德的認識論觀點，繼定義（3）所述理論之後出現，認為關於真實世界〔「物自體」（things-in-themselves）的世界〕或關於本體（noumena）的可靠知識是不可能得到的，可得到的是關於現象（phenomena）世界（人們所認識的世界）的知識。在康德看來，現象世界是在人類心智所提供的固定框架中被概念化和被感知的，如知覺的固定「形式」是「空間」與「時間」，因而有關現象世界的可靠知識是可以得到的。（5）黑格爾的觀點（見Hegel 黑格爾），他認為「理性的狡猾」不但在個人思維中起作用，而且在人類歷史上也是一種普遍和進展的過程，一幅理性的歷史藍圖只有在歷史過程本身逐漸展現並最終確定時，才充分顯現出萊。這種企圖「揭開神祕外衣形式」的理性或理性主義的想法對馬克斯也有影響。

在十九世紀，上述任何一種意義下的理性主義往往讓位於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如尼采（Nietzsche）的非理性主義；當時的世界大事和哲學中的懷疑派運動削弱了人們對進步（progress）的信心。然而相信進步這一意義下的理性主義，卻改換形式在社會學和哲學的許多領域中留存下來（見 Habermas 哈伯瑪斯；evolutionary theory 演化論）。另有一種看法認為將理性論和經驗論對立起來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這兩種理論在人類認識中都起作用—人類知識始終包括概念（理性論）和知覺（經驗論）。見Feyerabend 費若本。

參考自《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

rationality 理性

rationality 理性
（1）為達到所要達到的目標時採取有效行動，即採取適合目的的手段。在這種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定義中，對於目的本身的理性不必做評價。

根據這種理性的概念，經濟行為者被認為力圖盡量擴大自身的經濟報酬，因而這種概念往往成為經濟學（economics）推理的基礎，其推理的方式有許多構成理想模型（參見ideal type 理想型）。關於理性行為的其他概念及其有關問題，參見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 type of social action 社會行動類型。（2）在科學基礎上或在其他某些被認定為「理性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信念或知識，這些信念已經包括在定義（1）中，但這種知識和信念的理性引起的問題比知識或信念的工具有效性更廣泛，是引起哲學廣泛爭論的問題（見epistemology 認識論；ontology 本體論；rationalism 理性主義）

其他重大爭論是關於所謂原始心理（primitive mentality）的理性與否。李維布呂（Lévy-Bruhl, 1923）說儘管前工業和前科學社會中的神話（mythologies）與信仰可能最具有認知的價值，但它們反映了哪種「前邏輯」層次的心理。另一種看法認為這類社中的神話與信仰在其所發生的環境中是「理性的」（見 Winch 溫奇；magic 巫術；relativisim 相對主義）。

有一種與此不同的意見認為許多行為初看起來是非理性的，但仔細一難就會發現其有「隱性功能」（見 latent and manifest functions 隱性功能和顯性功能），例如第三世界社會中許多人的保守主義就是如此，他們多生子女可以在經濟上得到好處，特別是老年時可能得到好處。更廣泛地說，「無關理性的信仰」（nonrational beliefs），特別是宗教（religion），可能實現著普遍的社會功能，如提供社會整合（參見functionalist theory of religion 宗教的功能理論）。有時人們認為這種信仰包含一種積累性制度的理性，這種理性可能與生存有關。相反的，某些行為從狹隘的立即工具理性來看顯得是理性的（例如砍伐巴西的雨林），但從長遠的眼光看則是非理性的。

這一切考慮說明理性的概念往往是很難加以界定的。理性在最簡單的定義（1）下，有時沒有什麼特別困難便可成立；只在罕見的情況下，達到目的的手段才可能完全按照安排（例如根據手段的成本、手段是否可以得到等情況做安排），而且行為者往往缺乏其他明顯的訊息，既使這些訊息潛在可得。（參見 theory of games 博奕論；rational choise theory 理性選擇論；bounded rationality 有限理性。）

轉引自《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

規訓（規訓與懲罰Ch3整理）

規訓（規訓與懲罰Ch3整理）

傅柯《規訓與懲罰》第三部分討論了柔順的肉體、管教的技術、以及全景敞視的觀點。前者的討論關於了可經規訓的肉體，以及組織如何透過各種設計來達成規訓的方式；其次是討論各種管教的技術，包括了懲罰的方式、監控技術以及檢查的方式；最後則是討論全景敞視的監控的設計。

肉順的肉體

傅柯指出了十八世紀誕生的三個權力控制的新事物，即：(1)控制的規模；(2)控制的對象；(3)持續不斷的強制。傅柯認為控制的對象是可以分割的，它將許多的單元拆解開來，例如對各種的姿勢、態度或者運動進行掌握，那是將許多的機制分解成不同的單元以便進行控制，這便是支配人體的微分權力（infinitesimal power）。軍隊更透過了各種嚴密的劃分、時間的安排、空間的安排與活動的安排來對士兵進行控制，不斷的征服人體的各種力量以及強加了柔順與功利的關係，這方法稱之為「紀律」（規訓）。（註解1）

傅柯更進一步的指出這些紀律成為了一種政治解剖學，也是一種逐步誕生的權力機制，透過這種權力機制使得肉體更加的柔順，它使得體能成為了有利的事物而被增強，同時也是征服與被征服的二元關係。同時規訓從控制的對象中創造出了四種個性，即：單元性的─由空間分配所造成（註解2） 、有機性─通過對活動的編碼（註解3）、創生性─通過時間的累積（註解4）、以及組合性─通過力量的組合（註解5）。

傅柯認為軍隊小從士兵的訓練到整個空間的設計與安排都充滿了權力機制的運作。軍隊善用了等級（rank）、位置分配來取代集中管理的複雜性，每一個士兵都有指派（固定）的位置。透過時間表的安排以及以精細的命令來調配與運用士兵，使之能夠在所安排的時間內達成軍隊囑咐的各種事務。最後以軍營將士兵與外界隔離。軍隊的空間是「禁閉」的，是與外界分割的場域，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有益的空間與隔絕有害的事物的場域，更加防止開小差的發生，因此禁閉以及使用建築的設計來加以控制軍營中的所有人。

以訓練來說，士兵要接受不同的分解動作（分解動作/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直到可以串聯起成為連續性的動作。其訓練內容更強調了肉體與對象（工具、武器等）之間的連結、時間與肉體的協調性與整合性，透過制定圖表、規定活動、實施操練以及安排戰術（註解6）等四種技術分別進行，最終目的是讓軍隊徹底的運用與調配。肉體與姿勢的關聯造就了一種姿勢與全身位置之間的最佳聯繫而這正是效率與速度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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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傅柯(1992：137)說紀律的高雅興在於，它無須這種昂貴而粗暴的關係就能獲得很大的實際效果。

2 單元性─軍隊透過「禁閉」與建築的方式刻意的與外界隔離，除了建立一個有益的空間也刻意的將有害之物隔離。對士兵而言軍隊仰賴等級的劃分以及特定位置的安排來達到控制的目的。(傅柯，1992：141-148)

3 有機性─其目的是使軍隊中的活動都能夠按表操課，對士兵而言軍隊強調了士兵行為與時間的協調性、強調了姿勢正確、以及所使用之事物的連結(例如槍械的使用)，最後又將前者整合徹底的運用在軍隊當中。(傅柯，1992：148-155)

4 創生性─軍隊將時間劃成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有其不同的考核項目，而每次的考核會決定了下一個階段是否開始。在訓練上更強調了分解動作到連續動作的過程，將各種分解的因素連串起來，同時也考據了資歷、能力、水平等各種差異來安排其適合的訓練項目。(傅柯，1992：155-160)

5 組合性─為求最大效果，軍隊除了運用年齡系列的分野來獲取最大力量，並藉由對肉體的安排，強調可移動性、能夠與其他肉體結合。然後透過精確的命令系統來協調軍隊中的所有成員在其中的運作。(傅柯，1992：160-165)

6 傅柯認為戰術是規訓實踐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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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的技術

(a)、監控技術
傅柯指出軍隊管教仰賴了監控技術、懲罰技術、以及各種檢查技術。他指出軍隊當中充滿了各種監察的行為，更是一個監視站，許多的設計都是為了能夠使監察者能夠輕易的觀察（監視），以及善用了層級劃分的方式將監視行為（權力）深入最底層的單位當中（金字塔型／科層體制）。傅柯便這麼指出：

分層的、持續的、切實的監督，也許不是十八世紀的重大技術「發明」，但是它的暗中擴展使與之相關的重要。通過這種監督，規訓權力變成一種「被整合的」體系，與他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那種機制的經濟目標有了內在的聯繫。它也被安排成一種複雜的、自動的和匿名的權力。因為雖然監督要依賴人實現，帶是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關係網絡的作用。這個網絡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橫向的。這個網絡「控制」著整體，完全覆蓋著整體，並從監督者和不斷監督者之間獲得權力效應。（傅柯，1992：177）

因此軍營並不是單單的隔絕了外界以及建立有益的空間，而是在這空間當中施行監控的手段(控制是最終的目的)，透過監控軍隊掌握了整體的運作，它影響了士兵在軍隊中的任何行動，因為那是隨時隨地的被觀察的。而監控技術的實行也必須仰賴在不同層次的監控單位的整合，也就是上述所謂的網絡，透過網絡的聯繫讓整體能夠完完全全的被控制著。

(b)、懲罰技術
關於懲罰的討論，傅柯（1992：178）說：『在一切規訓系統的核心都有一個小的刑罰機制。它享有某種司法的特權，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規定的罪行，特殊的審判形式。紀律確立了一種「內部刑罰」』，傅科的觀點也就是在規訓的場域當中具有一個自成的、非正式的懲罰機制在組織中運作，上述第一部分所舉的三則笑話當中，士兵因姿勢不正確而遭到班長的斥責，斥責則為一種口語上的懲罰。這種懲罰的過程並非交付於一個嚴密的審判機關(軍事法庭)，而是一個非正式過程。傅柯更指出：「為了懲罰，人們使用了一系列微妙的做法，從光線的物質懲罰到輕微剝奪和羞辱。」(傅柯，1992：178）。

傅柯認為規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懲罰方式，即：不符合標準、偏離準則等，而這是規訓懲罰中的一個懲罰的理由，規訓體制也特別善用操練的懲罰，藉由反覆多次的訓練來達到標準。此外懲罰也包括了獎勵的部分，傅科認為獎勵更勝於直接的懲罰，獎勵具有鼓勵的作用。不過獎懲之間須有二元分立的對、錯（正、負）的價值，以便能夠計量、進行評估，達到精確(實事求是)的裁決作用，也使得這種懲罰制度整合進每個人的認識循環中。規訓與懲罰兩者則運作在訓練與矯治(縮小差距)的過程當中，以及善用了分配的技術來區分差異性，以及獎勵或懲罰，規訓與懲罰更重視了「規範」的固守。

(c)檢查技術
檢查把監視層級的技術與規範化裁決的技術結合起來，那是一種規範化的凝視、一種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監視。它確立了一種關於個人的能見度，由此人們可以區分和判斷每個人。…。在這裡權力的儀式、試驗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確立都結合起來。在規訓程序的核心，檢查顯示了被視為客體對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客體化。(傅柯：1992：184)

傅柯討論當中指出了軍隊的考核可以區辨士兵是否達到水準、保證個人經歷了相同的訓練、與作為升級的依據，以及檢查更能夠作為懲罰機制中技術與媒介。透過檢查的方式更能夠對個人進行掌握，也強化了組織對於個人的支配。因此他(1992：186)認為考試(檢查)產生了一個完整的機制，其將知識與權力之間聯繫在一起，傅柯(1992：186-191)指出了三個觀點：

(1)把可見狀態機制轉換為權力的行使（註解7）；
(2)把人引入文件領域；
(3)由各種文牘技術所包圍的考試（檢查）把每一個人變成一個「個案」。

前者，指出了權力的展演與控制是在對象客體化的機制中產生作用的，它特別強調了整理編排對象來表示其權勢，例如軍籍的編排；其次，透過書寫機制將個人納入檢查機制當中（建立檔案），使得它能夠輕易的監視與控制，例如點名表的作用；第三，將個人的各種資料彙整起，以供檢查時之用，例如病歷表能夠提供一個人的生病簡史。三觀點中考試（檢查）將客體化的對象策底的進行支配，而這也是規訓權力的作用與效果，並非是對主體進行權力直接展演。傅柯（1992：191）指出考試（檢查）制度也與監視與懲罰結合起，確保了規訓的功能—分配與分類、最大限度地榨取力量與時間，連續的生成積累，最佳的能力組合，以及對單元性、有機性、創生性和組合性的個性的製成，也因此透過了這機制使得規訓也儀式化，簡單來說這些規訓機制是一種對個人差異的權力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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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7 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去主體性的登錄或編排的過程，它所指涉的不是那個主體對象，而是客體化的對象，例如編碼、學號、軍籍或身分證等，其權力的控制是深植於這些經過排列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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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景敞視
「全景敞視」的觀點為傅柯討論規訓權力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其觀點源自於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所提出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他提出了一個環形的建築，中心為一個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的窗戶對著環型的建築。每個監牢依著環型建築而蓋，監牢中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中間的瞭望塔一個對著外面以利光線的透入。然後在瞭望塔中安排一名監督者以監視監牢中的每一個人。監牢中的每一個人是獨立被分開的，監禁者無法與其它監禁者接觸，他們只能夠被瞭望塔中的監視者所觀察，因此這種空間塑造了孤獨、被監視、肉體與心靈的剝奪。

全景敞視建築為一個精心計算的監控場域，傅柯(1992：201)指出全景敞視建築提供了一種持續不斷的監控狀態，它造成了被監禁者身上產生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可見的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效果。這種建築塑造了被監視者產生一種隨時都被監控的心理狀態，就算他們窺視了中間的瞭望塔，甚至瞭望塔當下監視者不在，他們都無法一窺瞭望塔中間的狀況，只是他們會深感監視是持續不斷的。因此「全景敞視建築」的觀點強調了監控權力的深植與作用，以及對被監禁者的所產生的權力效果。
從全景敞視的討論有以下幾個面向：

(1)、監禁對象的來源是遵循著雙重模式的進行，其一是二元對立的想法和貼上標籤，例如理性與不理性、有害與無害、正常與不正常。其二則是強制的安排，具有區辨性的分配，例如這些人該如何安置、該如何區辨。

(2)、認為機構中被監禁者會感受到一種持續不斷的監視作用，因此在他們身上產生了一種有意識和持續可見的狀態。簡言之就是會產生一種警惕作用來告誡自己隨時都受到監視的可能，所以在監牢中的行動都要合乎規範(紀律)。

(3)、以最小的代價來完成最大的監控過程(規訓效果)，簡言之機構中的權力的施行者(監視者)減少，而受權力支配的人數增加以滿足最大的效果，同時能夠在任何時候透過權力進行干預，甚至是在過失、錯誤或任何罪行發生前進行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