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合理化

（1）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運用理性（rationality）概念改變一切制度和大部分生活領域的普遍趨勢。例如韋伯（Weber）認為這種理性化過程是促使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法律制度改革的主要過程，特別是在科層制（bureaucracy）、系統化的會計制度與法律度的擴展方面。此外，此過程是不可阻擋的，關於其作用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含義這一問題，韋伯作了重要的保留，有時它說這個過程造成了一個「鐵籠子」，越來越束縛個體性。他認為「工具理性」的狹隘計算往往會與「實質理性」產生衝突—後者是根據更廣泛的人類目標加以評價而得出的。然而與此同時，在一個因理性而「除魅」（disenchanted）的世界中，他不相信關於人類利益或人類需要的全盤構想有一個嚴格的科學基礎存在。人類具有行動自由，因而最終必須做租自己的選擇（參見 value freedom and value neutrality 價值不涉入和價值中立）。

其他理論嘉對於理性化過程的結果採取更樂觀的看法。例如哈伯瑪斯（Habermas）就說有真正民主批判論述存在的地方人類利益是可以認定的（參見 critical culture discourse 批判的文化論述）。然而一般來說，社會學家在這些問題上一直抱怨著比較不可知論的態度（參見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

（2）事後為一種行為找理由的做法，包括設法把行為說得比較有利，說它有言之成理的理論根據，但在所處的環境中這種事後找理由的理性重構並不可靠。

巴烈圖（Pareto）認為續多社會言論，包括大部分社會學與政治學理論，都含有就這種一般性意義而言的合理化，缺乏真正的客觀基礎（見residues and derivations 殘基含衍理）。巴烈圖雖然強調區別理性與非理性的重要性，但他從不幻想理性可以成為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員則，相反的他通常被視為是十九世紀末的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典型對於進步持悲觀主義的代表人物。見 elite theory 菁英論；neo-Machiavellians 新馬基維利派。

轉引自《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